有期徒刑十四年，對于這位在足球反腐風暴中落馬的最高級別官員——杜兆才，無疑是法律對他所作所為的嚴厲回應。他曾經(jīng)擁有的地位和權力，在這一刻都化為烏有，取而代之的是冷硬的鐵窗和長達十四年的深錮。

當考慮到涉案金額高達1200萬的李毓毅被判了11年，以及2200多萬和4300多萬的同僚分別被判不同刑期時，我們不禁要問：杜兆才的十四年是否算重？或許不算，因為刑期數(shù)字也許無法完全揭示他多年來對足球運動的傷害。

央視播出的足壇反腐紀錄片中，杜兆才面對鏡頭坦誠了自己的錯誤。他承認自己沒有在足球反腐斗爭中扮演好“守門員”的角色，沒有嚴格地控制自己的行為，在俱樂部老板的利益圍獵中隨波逐流。然而，杜兆才的落馬以及他對中國足球造成的危害，遠非如此簡單。

杜兆才的權力和影響力在足協(xié)內(nèi)部得到了體現(xiàn)。他在上任后的第二年就進行了大規(guī)模的機構調(diào)整，使得部門數(shù)量從原先的十多個猛增至30多個。表面上是所謂的扁平化管理，實則是增加了更多的部門一把手職位。杜兆才將他的嫡系從田徑協(xié)會帶到足協(xié)，并安排在核心崗位上。他們是否具備能力并不重要，只要聽話就行。這種做法使得足協(xié)內(nèi)部形成了前呼后擁的局面。

然而，這種局面并沒有帶來積極的效果。在杜兆才的領導下，足協(xié)的財務狀況出現(xiàn)了嚴重的問題。他們不僅大量地收錢、花錢、浪費錢，而且在亞洲杯籌備過程中花費了巨大的金額。同時，他們的操作方式引發(fā)了廣泛的懷疑，草皮招標價格遠高于市場價，而一些特殊設備的引進和租用以及光電費都成為了一大筆開支。

此外，杜兆才還利用職務之便為其他足球俱樂部謀取不正當利益，甚至有傳聞稱他將自己的親信安排在了某家俱樂部的運營中。他不僅收受賄賂、進行權力交易，而且在被要求調(diào)查處理涉嫌假球賭球的線索時，他選擇敷衍塞責。這些行為無疑加重了足球環(huán)境的腐敗問題。

在個人生活方面，杜兆才也未能保持謹慎。雖然他在經(jīng)濟問題上保護得相對較好，但在色情問題上卻未能做到自律。傳聞中他與某位“小秘”關系不清不楚，這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他的道德問題。

而在疫情期間的一場國際比賽的轉場風波中，杜兆才的行為更是引起了公眾的關注。他在國外出差期間離開大部隊前往了一些不合適的地方，這使得他的行為更加受到了質(zhì)疑。這一切的丑聞最終都被公之于眾，也使他在人生中為自己的所作所為付出了慘痛的代價——微信名中的“知足者”三個字和長達十四年的刑期形成鮮明的對比，不禁讓人覺得這是一個巨大的諷刺。

杜兆才的命運無疑是對中國足球界的一次警示。他的故事告訴我們權力與金錢的誘惑下，如何保持初心、如何做到廉潔自律的重要性。同時，也提醒我們一個不健康的足球環(huán)境需要每一個人的共同努力來改變和凈化。